考研

　　【高大全】

　　这个词和“文革”期间的一部电影《金光大道》有关。片中的主人公“高大泉”是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符合“四人帮”提倡的文艺作品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原则。由此，“高、大、全”成了“三突出”的代名词，成为文艺、新闻等领域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新闻领域的“高大全”表现在典型报道上，那个时候的典型人物都是值得凡夫俗子崇拜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他们的事迹犹如神话故事，充满崇高与激情。俱往矣!混乱、愚昧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谢幕，“高大全”也早已成为贬义词。但“高大全”的阴魂仍未散去，在当今的一些典型报道中，仍能找到不少让人反胃的、有意拔高的描写、叙述。断臂的维纳斯在人们心中仍是美的化身，回归人性，回归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仍会是读者心目中的偶像。

　　【暗访】

　　暗访，也称“隐性采访”，是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手段。这种手段造就了一批名记者，产生了许多新闻经典作品，起到了惩恶扬善的作用，至今仍被新闻业界频繁使用。对这个术语，学术界从最初的认同发展到质疑，乃至根本否定。这与“隐私权”的兴起与普及有关。　　暗访，不论是介入式的还是非介入式的，都会有意无意地侵犯采访对象的隐私权，于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学术界开始批判“只要达到正当目的，不顾手段”的工具主义思想与做法。“暗访”的合法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由此带来的道德、法律等问题逐成为近年来我国新闻学术研讨的热点。讨论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暗访”要把握好“度”，谨慎、适度进行。

　　事实上，媒介竞争和渐趋“失范”的新闻职业规范，已使大多数暗访成为我国媒体赚取眼球的噱头。其实，大多数暗访的素材，可通过正常的采访方式、特别是迂回的方式获得。但暗访仍在继续，结果是把记者身上的光环一点点扒去，成了人人鄙视的“狗仔队”。

　　【深度报道】

　　新闻学科的术语，其内涵向来是争议居多，对于深度报道，虽有不同表述，中西方学术界却达成了基本共识。形象地说，深度报道是“以今天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从而说明明天的意义”。

　　这种报道形式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那场运动不仅奠定了美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础，还改变了美国新闻界的工作传统：深度报道崛起，并发展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报道样式。

　　我国的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以《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可惜深度报道的强劲发展势头中断了，曾一度让位给现场短新闻，但不久又以稳健的步伐开拓疆域，大规模进入了广播电视媒体。　　深度报道赋予了新闻真正的“灵魂”，让其能铁肩担道义，为人类远航保驾护航。在唯有变化是确定的信息世界，我们有理由期待深度报道再次崛起，重振昔日辉煌。

　　【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它旨在查明那些被掩盖起来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深层次事实，并予以曝光，因而它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花费时间、更需要勇气的报道。

　　调查性报道源于美国早期的“扒粪运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鲍·伍德沃德和卡·伯恩斯坦成功揭露了“水门事件”丑闻，遂使调查性报道盛行于美国。调查新闻学也随之兴起，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手段也被引入调查报道领域，发展出了精确报道、精确新闻学等概念与做法。

　　调查性报道引入中国，却遭到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思路的狙击，使其在概念内涵、选题范围、操作流程等方面发生了变异，更多地成为政府职能延伸下的一种舆论监督行为，而不是主动暴露政府和公共机构中的腐败行为和丑事。

　　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实现这四项基本权利，除了政府的信息公开，更需要调查性报道有更大的作为，尽量多揭露那些被利益集团封锁的深层信息，这不仅需要记者的勇气、胆量，更需要国家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

　　【追踪报道】

　　追踪报道，是内涵非常简单的一个词汇，它是指对新闻事实的连续跟踪报道，直至事实真相全部曝光为止，不过这个词的存在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马克思曾指出：“只要报纸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是追踪报道，这在于新闻事实的展开、曝光有个过程，要把这个过程的全貌及时、客观地展现给读者，非追踪报道不可，这意味着追踪报道不是一种新闻文体，而是一种报道手段，故追踪报道可采用消息、通讯、特写等多种新闻文体。

　　美国新闻界把追踪报道形象地称为“一次战役或一次讨伐”。我国的追踪报道总体上不错，但在批评报道领域有许多虎头蛇尾的追踪报道。幸而，中国3.38亿网民有了追踪报道的意识，他们正苛刻地审核着一个个事实疑团，以集体的力量执著地追求真相。　　【文风】

　　文风是指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整体外形。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为文风定了基调：“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党八股、洋八股消失了，“真实、实在、简洁、明了、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新闻文风标准由此确立，但其内核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其代表是新华体以及“崇高、壮美”的摄影风格和“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

　　“文革”时期，这一优良文风蜕化为“高大全”、“假大空”的恶劣文风，直至改革开放后，这种恶劣文风才得到清算，并恢复原貌。这是因为决定新闻文风的不是新闻文本本身，而是规制新闻文本符号如何排列的传媒体制。目前，我国新闻界正朝着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内核的、真实、客观、公正的新文风迈进。

　　注释：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撰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刘继忠)　。吴满有其人，吴满有(1893年～1959年)，陕西横山人。1934年土地革命后，吴满有分得一座荒山。因善于经营、吃苦耐劳而致富。1941年在缴纳公粮后还有一半盈余，并购买了不少公债，引起注意。

　　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得到朱德的称赞，吴满有被命名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向吴满有看齐”,大力开荒生产，提出了“吴满有方向”。吴被视为值得提倡的当时“先富起来”的农民(新富农)的代表。农业上的“吴满有方向”与工业上的“开展赵占魁运动”一起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1943年春节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吴满有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提出要为毛泽东代耕(当时边区政府所有人都有耕地或者织布任务)，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吴满有在边区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担任过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等职务。1946年春节后，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特意指定吴满有担任毛岸英的农业大学老师，让后者跟随吴学习种地。1947年青化砭大捷后的祝捷大会上，吴满有自愿加入解放军后勤部门，任王震任司令员的二纵民运部副部长。

　　延安《解放日报》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大规模、有系统的典型报道之滥觞。在延安极其困难的形势下，1942年4月30日～1944年1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通过报道吴满有，号召学习吴满有、使边区度过难关。

　　【公信力】

　　这一概念的提出是近几年的事，此前我们经常说的是打造传媒的影响力。但影响力有好坏之分，国外的一些黄色小报如《太阳报》等也很有影响力，但难登大雅之堂。所以，人们发现公信力是一个比较好的媒体评价尺度。

　　公信力反映的是媒体获得受众信赖的程度，一家媒体公信力的高低不是由媒体自己说了算的，而是由受众来评判的。最近，一家机构发布的北京媒体公信力报告就引发了北京晚报和新京报的公信力之争，两家报纸都在自己的版面上称自己是北京的公信力第一媒体，并对对方进行攻击，可以说，这不是公信力表现良好的媒体的作为，俗语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媒体所要做的，就是做自己的报道，至于公信力，让受众评判去吧。

　　眼下，公信力正成为一些媒体自我装扮的道具，但在一个连发行量都不敢公开的媒体市场中，公信力如何如何的宣称与一些企业产品绝不添加防腐剂的宣传一样让人生疑。国内媒体的公信力建设，任重道远。

　　【舆论】

　　就是众人的议论。国人向来重视舆论，早就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说法，说明很早人们就认识到了舆论的重要性，因此，有的暴君就压制舆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古代的人们多是通过歌谣、清议等形式表达对社会和朝政的看法，现在人们则多是通过民谣、顺口溜等来表达对现实的看法，网络兴起后，网言网语也成了一大舆情出口。媒体舆论只是整个社会舆论中的一种，当然，媒体具有很大的舆论引导能力。

　　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舆论研究所，开始了对舆论的学理研究。2008年，人民网成立舆情监测室，对互联网舆情进行监测，最近，他们对各地方政府部门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做了排行点评，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信息】

　　上世纪80年代，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引入中国，在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闻界也引入了信息的概念，可以说，信息概念的引入，拓宽了新闻人的视野，为新闻报道题材、范围的拓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大众传播】

　　是信息传播方式的一种，以大众传播媒体为主要的载体。大众传播学的引入，标志着新闻无学论的破产，也开始了国人对传播规律的研究。时至今日，中央高层领导已经多次说过要尊重传播规律，但包括传媒人在内，国人对传播规律的了解、掌握、运用还是很不够的，仍需努力。

　　【受众】

　　就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网络兴起后受众的范围更广了。

　　一开始，人们认为受众是靶子，媒体的枪弹打出去就会把受众击倒，但后来，人们发现，一样的信息，在不同的受众那里会有不同的解读，有的网友说自己看《新闻联播》经历了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所以，套用商界“顾客是上帝”的理念，在传媒界，可以说“受众就是上帝”。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指出，“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但“媒体办给谁看”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好。很多媒体还存在着对上多对下少的问题，看领导的眼色太多，以得到领导的批示为荣，形成了“写谁谁看、谁写谁看”的尴尬局面，这都是没找准对象的结果。

　　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受众调查是在1982年进行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共同发起。现在，多数市场化媒体也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受众服务系统，受众越来越受到重视，受众越来越“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