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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简单的传播学理论

　   8、传播学批判学派：

　　(3)“文化研究”或伯明翰学派：

　　代表：

　　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

　　主张：

　　“文化研究”继承了格拉姆西、阿尔诸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

　　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

　　受众调查：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

　　主要观点：

　　A. 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B. 大众传播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

　　C. 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来说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

　　D. 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