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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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的传媒史

　 1、 改革开放后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发展：

　　七个历史场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传媒业发展轨迹的素描：

　　(1)“新闻写作散文化”主张的提出：

　　1981年前后，新闻界提出关于新闻语言多样化的问题，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开始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政治教科书”的功能和角色扮演中走了出来，开始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向着履行多种功能、扮演多种角色的方向转型。

　　(2)“周末版”大潮的兴起：中国传媒的传播模式由“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型

　　1991年前后，报刊界兴起“周末版”大潮。它的出现启动了中国的报刊业市场，使人们当时的“解闷”需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周末版”大潮最深刻内涵在于，我们的报纸和刊物一改过去在传播内容的取舍上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的传播者本位的做法，开始突出和强调“读者喜欢什么”、“读者想知道什么”，从而在结构与选择传播内容的“把关”标准上第一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一变化被一些传播学者称之为我国传播业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

　　(3)《东方时空》的问世：开启了中国新闻媒介履行环境守望的职能

　　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开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焦点时刻”(后改称“时空报道”)，以及紧随其来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以及“整点新闻”。这些新闻类节目的走红表征着我国新闻媒介第一次以“新闻”作为自己的“第一卖点”。在此之前，我国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主要是宣传教化的工具、文化传承的工具以及娱乐消遣的工具;而从这时起，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第一次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

　　(4)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中国传媒业开始进入到得到官方许可的、按照产业逻辑发展的快行线

　　1997年1月，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它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进程驶入官方认可的“快车道”。此前，我们一直把大众传播媒介定性为单纯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性质，不提马克思早就言明的新闻媒介既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性质，同时也有经济基础和产业性质的论断，拒绝把市场范畴引入传播领域，拒绝用市场的办法实现传播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实现有效的运作。随着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一大批传媒集团纷纷问世，中国传媒产业就此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高*长期。

　　(5)非典传播与新闻频道开播：中国传媒业面临着制度重建的重任

　　2003年“非典”事件爆发，作为社会传播主渠道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制度规管下的“失语”，使其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和影响力几乎毁于一旦，由此造成的政府威望的走低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由于党中央的果断决策，极大放松了当时的传播管制，才使得社会风气为之一振，社会发展才转危为安。

　　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开始了超越“新闻、旧闻、不闻”的传播规制的艰难启程，新闻频道开播的最大意义就是其随时随地直播突发新闻事件，这一核心价值对于等一等、慢三拍的传统的内容规管是一种从传播形态上实现的突破。

　　(6)“芙蓉姐姐”、“馒头血案”、“恶搞”的流行：微内容的崛起、多元力量与平权价值的建构正在引发一场传媒乃至社会的“语法革命”

　　数字化技术所引发的传播领域的革命的本质就是传播主体泛众化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和数字技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和或小众或大众的社会成员分享自己的感受、见闻与表达。资讯的传播和话语的表达已经不再是组织化的传媒机构的专利，“人人皆可成传媒”的图景已经开始初步浮现，并刻地改变着传播领域的边界、话语方式、力量对比以及游戏规则。这是一场由传播的技术革命引发的从传媒到社会的“语法革命”。

　　(7)“藏独事件”、“奥运火炬接力”、“地震大考”以及胡锦涛总书记与网民在线聊天：新媒介的主流化进程呈现加速趋势

　　2008年以来，一系列重要事件改变了官方对于互联网社会作用的看法，从“藏独事件”、“奥运火炬接力”中网络民意的独特张力和强悍表达，到地震报道中网络无处不在和无微不至，令人对于网络的社会价值刮目相看。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在人民网与网民在线聊天，更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显示官方对于网络等新媒体的基本态度发生了重要改变，新媒体日渐成为传播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支传播和舆论力量。

　　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从传媒规制的重新构建到传播领域的“语法革命”──这便是我国大众传媒30年发展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