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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翻译硕士知识点：中国翻译理论

　　中国翻译理论，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是指不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的翻译理论研究，其具体又可以分为“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期”等。这四个时期分别见证了中国的几大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明初的西学翻译及“五四”新文学翻译。

　　一、发生期：所谓中国翻译理论的“发生期”是指传统翻译论从无到有的时期，它以支谦224年的《法句经序》为肇始，而以988年的《宋高僧传.译经篇》为结束。发生期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它对于哲学、综教、文学、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大影响。发生期重要的翻译理论有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颜宗的“八备说”、鸠摩罗什的“意译”主张等。

　　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这一时间中，译论家开始思考翻译的社会功能，其分别以1604年徐光启对译书目的的论述，及1894年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为起止时间。这一时期翻译的多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书籍，借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发展期的一大典型特征便是中外翻译家的合作，期间所涌现的外籍翻译家有庞迪我、高一志、罗雅各和艾儒略等。

　　三、成熟期：成熟期是指传统翻译理论的完善时期，具体表现在：翻译思想日蓁充实完善，表达方法日益精密得当。成熟期所对应的乃是西学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翻译，以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为标志，其代表性的译论有如严复的“信达雅”、林纾的谈译书之难、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郑振铎的“文学可译”、矛盾的“文学翻译创造论”、鲁迅的“信译”、傅雷的“神似”与钱钟书的“化境”等。成熟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几个特点：翻译理论倾向的文学性质、团体论争的精彩纷呈，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关于翻译的文体、语言的论争;胡适、刘办农等对于严复、林纾的批评等、大量大翻译家及文学家的出现，如严复、矛盾、鲁迅、朱生毫等。严复的理论颇受人们认可，直到现在仍旧沿用。他首次将“信，达，雅”三个字按译事的内在规律排列组合，明确而自觉地将它们作为“译事楷模”而提出。严复主张认准时势之需要，分先后缓急而从事翻译工作，每译一书都有鲜明的针对性。严复还主张将翻译与学术研究，阐释以致政治批评相结合。

　　四转型期：转型期是指传统译论的核心问题开始转移的时期，主要对应于新中国的成立至语言学翻译研究期间的翻译理论。这一时间的翻译理论相对比较贫瘠。

　　按照现在的观点，传统翻译研究乃是所谓“古典文论学派”。传统的翻译研究，仍然只关心译作的文学性和译文的选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理论上没 有突破。 传统翻译研究着眼的乃是翻译的本体性研究，而非主体性研究，它强调文本内结构与意义的转换，主张指涉文本自身的“内向性忠实”，其基本的理论命`题有如写作与翻译的等级喻说、翻译的价值中立、语言的透明性，以及语言规律(或文本文内结构)对于意义的预设等。这一点既解释了王宏印等提倡重释“古典文论学派”的主张，又解释了林克难、罗新璋、吴立诚与王东风等对于传统翻译研究的不断批评。作为具有典型规范性特征的“古典文论学派”翻译理论其典型缺陷在于它的演绎式研究模式，即以点代面，将某些基于经验和语言分析的论断的作用普泛化。中国传统译学“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缺少开放、综合和跨学科系统性;其次，传统译学缺少基本的翻译理论体系;第三，传统译学囿于传统美学的方法论，强调总体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维，缺少精确分析和严谨的科学论证。“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争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刘宓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国内开始摆脱翻译理论研究的这种传统，并开始了历时三十年的西方当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此间，学界所关心的主要是翻译的技法、英、汉双语在技术层面的比照、九十年代末期之前，这种方式甚至一度规约着翻译文本与翻译教学研究乃至翻译著作的述评，造成了翻译研究与批评在理论性上的局限与偏颇。

　　步入九十年代后期，国内如赵家琎、韩加明、刘军平、罗选民、林克难、张美芳以及仲伟合等开始提及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体系中有关“多元系统说”、“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理论字眼，算是对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自觉研究的肇始。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张美芳、孙会军、马会娟、张德让、蔡新乐、傅勇林、佟立、林克难、张南峰、孟翔珍、廖七一、闫建华、刘亚儒、刘勇、葛校琴、刘艳丽与王东风、穆雷、孙艺风、王友贵、蒋骁华、王东风、刘军平、徐来以及张景华等无疑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2005年，《中国翻译》更是另辟专栏探讨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翻译理论乃是中国本土所生发出的翻译理论，而六十年代之后的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就其整体而言却是对于“舶来品”的形式多样的消化。

　　廖七一教授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指出，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中国对于几本没有对于外国翻译理论著作的译介。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无视或鄙视国外译论并不符合吸收人类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的精神。许钧先生说得好：实际上，从我国目前的译论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国外的译论了解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太片面了。

　　毋庸讳言，中华民族有十分灿烂的文化交流史，曾经涌现出无数闻名世界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玄奘到严复，从林纾、鲁迅、瞿秋白到傅雷，他们的翻译和翻译思想“至今仍有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生命力”(刘宓庆)。 但是，在肯定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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