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

　　【意见领袖】

　　是指在人际传播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

　　在以往信息接收不方便的时代，意见领袖的确起着很大的作用，现在的一些偏远地区，也是如此。但在信息接收方式多样和更加便利的今天，意见领袖的作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大了，倒是在网络世界里，意见领袖独领风骚，网络上的一些热点事件中总是少不了他们的观点。并且，现在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在虚拟世界活动，他们已经开始走下网坛，参与到一些社会事件的调查中，如最近的网民“屠夫”调查邓玉娇案、CN卖淫案等。

　　【舆论一律】

　　今天的年轻人不太熟悉这一提法，这里只摘录一段文字，供大家了解。　　1955年，毛泽东在为批判“胡风反党集团”而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

　　【政治家办报】

　　1957年6月，毛泽东根据当时新闻界的状况，指出新闻舆论宣传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现在看来，就是强调办报人特别是报纸的总编辑要有很高的政治素养，这在西方新闻界也是很重视的。

　　与这一提法相关的还有书生办报。1957年，当《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开始“大鸣大放”时，《人民日报》却按兵不动。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邓拓被毛泽东斥为“书生办报”和“死人办报”。

　　2008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的周为民曾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当年批评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今天，继续沿用政治家办报的说法，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当然也有一定意义，就是要有政治意识，注重政治责任，但简单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并不妥当。离开足够的文化素养，政治家办报的说法很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照抄照搬的最方便的托词，名曰讲政治，实际是形式主义盛行，是以党八股、假大空、粗陋幼稚的宣传来敷衍塞责。这种情况如不纠正或防止，只会使党的报刊日益丧失公信力、影响力，这是在宣传上自废武功……什么死人办报云云，是骂人的话，自然无须再计较，但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办报就需要能真心诚意好好读书的人。今天，在注重政治意识的同时，应当特别强调学者办报、文化人办报。只一味强调政治家办报是无济于事的。”

　　另外，还有全党办报、开门办报、群众办报等提法。早在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纪念创刊1000期时发表的社论中首次提出全党办报的经验。同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墙报也是报，号召每个单位都要办墙报，“那么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又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后，又有人提出了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的观点，时至今日，市场化的媒体普遍注重受众的参与，可以说，媒体越来越是大众的媒体了。

　　【新闻发言人】

　　新闻发言人就是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

　　安德鲁•杰克逊是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的美国总统，塔夫脱是第一个安排每周两次定期记者招待会的美国总统。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近年来也设立了新闻发言人，这是一种与媒体沟通的方式，但运行效果还不够理想，很多的只是形式而已，新闻发言人的职业素养尚有待提高。

　　【社论】

　　又称社评，是新闻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观点的文章，一般不署作者姓名。过去，社论都是很隆重庄严的，人民日报等大报的社论要全国媒体转载。2003年，《南方都市报》设立社评版，成为国内第一家天天有社论的报纸，后来的《新京报》也跟进这一做法。但愿能有更多的报纸天天出社论，读者就能享受观点的盛宴了。

　　【“梁效”】

　　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另外，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该写作组的笔名。该写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年10月，其活动结束于1976年10月。该写作班子前后共发表了181篇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文章(撰写219篇)，其中30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